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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志奇
先父張文炎，離開我們已經36年。他的音容宛在，他的叮囑時常在我的耳畔回響。我們一直在賡續這根紅色血脈，傳承著紅軍之家的紅色基因。6月26日是父親節，距黨的百年華誕只有4天時間，全國各地各級黨組織都在為黨齡50年及以上的老黨員頒發“在黨50年榮譽證書”。父親是在華中地區抗日最為艱難的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到他1985年去世，黨齡44年；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我們來到紅軍墓陵園，反復誦讀紅軍之家的英雄事跡，深切緬懷先父的革命功勛，深情地注目紅軍墓后記：“該紅軍墓與2008年冬至修建的漢川白魚寨張氏紅軍陵園和2015年清明落成的鄂豫皖（白魚寨）革命烈士陵園是一個有機整體，緬懷老紅軍張文炎敬賢懷德、忠誠執著、百折不撓、初心如磐的優良品格！
一、敬賢懷德
先父張文炎1915年8月17日子時，出生在漢川白魚寨（現屬楊林溝鎮紅升村）。在六個兄弟中年齡最小，排行老六，因此被老家的長輩們取名六娃子。因祖父張相德，去世較早，他在本村只讀了兩年的私墊，就輟學回家種田。1931年，天漢地區發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災,楊林蘇區的紅軍和群眾面臨嚴重的饑荒，國民黨調遣30個團的兵力，對湘鄂西蘇區進行包圍和封鎖，企圖水淹蘇區，置紅軍于死地，作為紅軍家屬，他在老家無處安身。在他心里，大伯張文明就是一盞明燈，他和白魚寨的父老鄉親一樣，非常敬重大伯，大伯讀過十年私塾，有文化、有頭腦，能夠明辨是非，能為大家指路護航。大伯，字春桂，1895年正月二十四出生，1960年10月在武昌八步街病世。192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漢川游擊隊。1930年2月，張文明部編入紅六軍，后編入紅二軍團。同年五月，被委派到西江任蘇維埃主席。1932年，任紅三軍西江炮隊隊長。當時大伯在天漢蘇區的影響很大，在國民黨地方政府和“清鄉保衛團”的眼里，他是一個”罪大惡極”赤匪分子。“長哥長嫂當爺娘”，張文炎決定去找大伯張文明。1931年4月，紅三軍第八師、第九師一部進駐漢川小里潭休整。張文明所在的天漢游擊隊配合紅軍在小里潭馬家口設防，準備迎擊敵人。張文炎在這里找到大伯，要求參軍。因不夠參軍的年齡，張文炎被分配到紅軍天漢游擊隊，跟游擊隊長張巖清牽馬，當“小鬼”。1932年6月，國民黨軍第四次對湘鄂贛根據地進行圍剿，天漢游擊隊編入紅二軍團后開展多次反圍剿戰斗，終因力量懸殊，反圍剿戰斗失利，紅軍進入最為艱難困苦的日子，被迫向沔陽、洪湖轉移。
張文炎敬重并深受其影響的第二位革命者是天漢游擊隊隊長張巖清，1904年出生在白魚鄉豪富村，是黨的初創時期參加漢川暴動的義勇軍成員，1927年參加漢川游擊隊，任西江游擊隊隊長，編入紅二軍團后，任營指導員，1932年在潛江突圍中壯烈犧牲。張文炎給張巖清雖然只當了一年的小鬼，張巖清的堅定革命意志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對張文炎堅定不移跟黨走產生很大影響。
第三位就是他的侄兒、張文明的長子張長哇。小他一歲，都是張文明一手帶大。1930年參加紅軍，擔任紅軍西江炮隊通訊員、司號員。1933年第四反圍剿失敗，在天漢蘇區完全淪陷的情況下，他臨危不懼，服從組織安排，送信回到漢川。剛進家門，國民黨清鄉保衛團就趕過來將他五花大綁押赴楊林溝崔子窯河灘，用梭鏢在他全身刺殺，他只字不提回家的任務和部隊的去向，死也不向清鄉團低頭，直到頭被清鄉團砍下，就義時年僅17歲。張文炎聞訊后，非常的悲痛，憤怒、對國民黨清鄉團殘酷暴行充滿仇恨，同時對張光長臨死不屈、大義凜然的氣概充滿崇敬。張文明、張巖清對革命理想的堅定信念、對革命事業的赤膽忠心；張光長前赴后繼、不怕犧牲、嚴守紀律的高尚品德，成為他見賢思齊的榜樣。
二、忠誠執著
1931年，天沔漢地區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災后，接著又是旱災和蟲災，大面積的農田顆粒無收,楊林蘇區的紅軍和群眾都面臨嚴重的饑荒，國民黨調遣兵遣將，進行武裝包圍的同時，全面封鎖糧食、布匹、食鹽進入蘇區，紅軍戰士個個面黃肌瘦，餓了靠菱荷充饑，他發誓餓死也不當逃兵，不離開紅軍隊伍，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堅決跟著共產黨走。1932年底，他所在的紅二軍團八師二十六團二營五連三排八班，在京山皂市大匯合后，由大洪山出發，從隨縣北翻越桐柏山，進入豫西南，遭到國民黨軍、地主武裝的追擊和攔截，激戰中部隊傷亡很大，他左腿受傷掉隊，幾經周折回到漢川。這時的老家，全部被國軍控制，白色恐怖籠罩天漢大地，國民黨嚴格剿共清鄉，到處搜捕和屠殺紅軍及其家屬。1934年，張文炎有家不能歸。他壓抑內心的悲痛和仇恨，白天給地主劉應生幫工，晚上躲在舅父周仕海和同村李牛娃等紅屬家里。偽保長李宗恒、國民黨獨立大隊長周搟臣聞訊后，派兵四處抓他,抓一次他跑一次。1936年在去幫工的路上，被偽保長李宗恒帶人綁走，送到國民黨天門團管處拘禁，他多次外逃未遂，遭敵人的嚴酷拷打，一次深夜乘哨兵換崗未到之際，他翻越墻院，涉湖逃走。剛到漢川境內，等候在前方的國民黨獨立大隊大隊長周搟臣就派兵將他強行抓走,送往應城受訓。三個月后 ,他乘國民黨調兵武昌南下之機,再次冒死外逃武昌隱蔽。1939年，他聽說漢川來了新四軍，毅然回到漢川老家尋找部隊，加入新四軍鄂豫獨立游擊支隊第四團游擊隊一中隊后，他將生死置之度外，越是危險越向前。7月，他趕赴蔡甸參加對日偽熊光部的戰斗，出色完成戰斗任務。不久，由一班長調到三排任排長，三排在汈汊湖對日偽軍的系列戰斗和南河渡對日作戰中，英勇頑強，表現突出，受到上級首長表揚。他是這支部隊里為數不多的紅根子，參加過紅軍第四次反圍剿的戰斗，憑著這點老底子，他在抗日戰場上無所畏懼，屢建戰功。為了提高地方部隊的作戰能力，部隊首長在他任三排長三個月后，調他到新四軍天沔獨立大隊任政治處警衛排長，接著參加攻打侏儒山戰役。 他舍生忘死，經常身著便衣到日寇占領的襄河南岸，征兵征糧，虎口奪食。
1941年4月，經政治處指導員張明江介紹，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2年初夏，日軍糾集偽二十九師、偽十一師，瘋狂進行大掃蕩，天漢、漢孝、漢陽、天沔、川沔等根據地全部喪失，抗日軍民處于空前困難的絕境。為了補充兵源，他再次偷渡襄河，到襄南招收新兵，途中遇日軍掃蕩，部隊與日軍展開戰斗，因寡不敵眾，部隊向襄北撤退時，遇襄河渡口阻塞，分散突圍時被捕。
在皇衛軍的監獄里，他暗地發展積極分子伺機越獄。1944年，他打聽到抗日隊伍重返襄北，收藏子彈五百發，手榴彈十九枚，帶領陳水清、雷金標等三十多人，強渡襄河，準備投奔新四軍，不料遭到敵人的攔截阻擊，再次被捕入獄，成為重點監管的要犯。1945年8月，日軍投降前夕，準備槍殺他，隱藏在皇偽軍內的積極分子顏子林、黃長青、劉友法聞訊后，想方設法，在日軍對他臨刑的頭天晚上，掩護他成功越獄，使他重返部隊。
1946年中原突圍與部隊失聯后，他隱藏在逃荒的人群中向南撤退，仍然沒有放棄尋找部隊和黨組織，在途經山坡機場附近的一座寺廟時，聽說新四軍江南游擊隊經常來寺廟，他在寺廟附近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希望找到部隊。部隊撤向何方，地下黨組織隱身何處，他無法知道。在這里他與失散的新四軍江南游擊隊交通員李桂英相識，后一起逃荒到嘉魚新街成家落籍。
解放初期，地方的斗爭形勢十分復雜，他擔任新街鎮農會主席，積極主動地領導當地群眾進行土地改革，支持抗美援朝。鎮反運動開始后，人人自危，有人勸他：“六哇叔領朗（您）劃成分，得罪的人多，過去的事少說幾句”，他一身硬氣地回答到：“跟黨不能說假話，老子連日本佬和白軍都不怕，還怕他們幾個土包子”！他如實地向地方黨組織反映了自己真實的革命經歷。1952年下半年，沒想到真的禍從天降，那些人沒有說他是反革命、也沒有說他是叛徒，就說他蹲過日軍、白軍的監獄，歷史不清，將他列入管制對象，一管就是27年。
三、百折不撓
無論受到多少次挫折，遭遇多么大的打擊，他都沒有動搖退縮。
1932年4月，湘鄂西和鄂豫皖兩個中央分局決定將兩個蘇區連成一片。紅軍游擊隊各獨立大隊、支隊，被中國工農紅軍收編，統稱紅二軍團。統編時，他分到紅八師二十六團二營五連三排八班當戰士，部隊在京山皂市整編后，由大洪山到桐柏山，開始千里大翻越，在豫西南遭遇戰中，十八歲的他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大仗，他沒有退宿、沒有畏懼，沖鋒在前，在敵軍子彈密集的掃射下，紅八師的戰士一排一排的倒下，他也沒有躲過劫難，左腿中彈受傷，站不起來，就朝部隊突圍的方向爬，想追趕上部隊，直到磨破雙膝，傷口潰爛浮腫，暈死在絲茅叢中。不知過了多少天，被同連掉隊戰友寒中奇發現，兩人相互攙扶，沿路乞討500多公里，到湖北公安藕池寒中奇已經心力交瘁，無力再照顧張文炎，問他傷好后有什么打算，他不假思索第回答：找紅軍，找革命隊伍！與寒中奇分手告別后，他獨自一人忍著傷痛，隱姓埋名，沿途幫工，經湖南縝市、湖北公安、沙市、武昌，沿路打聽紅軍的去向，直到1934年底才輾轉回到漢川，紅軍撤離后漢川是徹底地變了天，紅色武裝和紅色政權蕩然無存，根本找不到黨的組織和部隊。國民黨清鄉保衛團肆意屠殺紅軍及其家屬，他家的其他人員在老家無法安身，東躲西藏，三個哥哥和兩個姐姐被迫離開白魚寨。長嫂嚴氏被逼離家，下落不明；1933年，比他小一歲的侄兒張光長慘遭國民黨清鄉團殺害。為了不牽連鄉親們，他冒著生命危險,在襄河潛水幾公里，逃過敵人的布控，到武昌繼續尋找革命隊伍 。
1938年10月，武漢、漢川等地相繼淪陷。漢川各級黨組織為了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廣泛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武裝。
1939年，他聽說漢川來了新四軍，毅然回到漢川老家尋找部隊。途經襄河渡口時，遇到在漢江上擺渡的我黨地下黨員李開秀。李開秀在家里對他豫南突圍掉隊后，一直在尋找部隊的情況進行詳細了解后，接著向新四軍通報。順利地通過組織審查后，他于當天晚就在一中隊隊長張振鵬帶領下，加入了新四軍鄂豫獨立游擊支隊第四團游擊隊。
1946年，國民黨以三十萬大軍，將新四軍重重圍困，企圖“一舉包圍殲滅”。新四軍五師主力以南北兩路向西，其他各部在東西北線突圍，與數倍與我的敵軍展開搏斗。戰斗打響后，獨立團警衛排負責阻擊敵人，掩護主力部隊撤離，在白湖口阻擊戰中，他所在的一個排犧牲得只剩下四人，編入主力部隊繼續突圍，后在汈汊湖突圍中部隊被打散。
國民黨軍隊攻占漢中后，到處兵荒馬亂。他隱藏在逃荒的人群中向南撤退。沿途挑腳乞生，逃荒到嘉魚新街。
解放初期，保甲制度還沒有完全廢除，國民黨殘余勢力還在興風作浪，斗爭形勢十分復雜，他不忘先賢教誨，繼續宣傳革命主張，1951-1952年他擔任新街鎮農會主席，大膽地領導當地群眾進行土地改革，按照中央的政策劃分階級成分，支持抗美援朝斗爭。1952年秋，歷史嘲弄了這個革命家庭。早他一年參加紅軍的侄兒張光長，被漢川縣追認為紅軍烈士；小他九歲的侄子張光興，任武漢市南湖鄉農會主席；而他卻因“歷史不清”，撤銷了新街鎮農會主席的職務，帶上“壞分子”的帽子。
戴上四類分子的黑帽后，只要來運動就要架飛機、戴高帽游街，經常批斗完了，就關在黑洞洞的牛棚里“反省”。五個大一點的子女都到老新街棉花采購站的牛棚里給他送過飯，遞過煙屁股（煙蒂）。在殘酷的政治運動中，他受到非人的折磨，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殘。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割牛尾巴事件，在全村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當時，生產隊的耕牛，是五戶一頭，一家一戶輪著喂養。在他家喂養時，牛的尾巴被人暗害割掉了，害他人向駐村工作組告黑狀，說有“階級敵人在搞破壞，割掉了牛的尾巴”。當時，縣工作組的一名駐村干部喻**不分青紅皂白，把他叫到工作組居住的農戶堂屋里，逼著他承認是他割的牛尾巴，他不承認，喻**對他拳打腳踢，要他跪在地上，他死不肯跪，喻**變本加厲左一嘴巴又一嘴巴打，不停地抽打。他經歷過兩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從來沒有受過如此的奇恥大辱，這件傷天害理的事，給他這個本來就一貧如洗的家帶來巨大的災難。工作組除了天天批天天斗，整得他伸不起腰，抬不起頭，還作出了罰款60元的決定。當時全組36戶，只有一戶是進錢戶，一年到頭才進了8分錢、其他35戶都是超支戶。60元人民幣，在當時就是一個天文數字，他家為了還清這筆罰款，忍辱負重。七個子女中，當時只有大女婿一人有工作，每月也只有30多元工資，大女婿能開口借錢的地方都借到了，也只借到50元，剩下的10元錢，靠門框子找好心的鄉親們一分一分、一角一角地借齊后交給生產隊，不然，他得天天繼續挨斗。
很多次批斗回家后，疼痛難忍，臥床不起，他從不抱怨，不說黨的半句壞話，第二天強迫自己繼續起床下地干活，接受勞動改造。
四、初心如磐
1946年7月，中原突圍失利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將黨證、黨員須知、一把手槍和二排子彈用棉布包好，匆匆地埋在老家的正墻腳下后，再離開的漢川。1952年戴上黑帽后，他不知道戰友和首長們的去向和處境，步行兩百多公里，從嘉魚新街走到漢川楊林，打聽曾經與他出生死，共同戰斗過的戰友們的下落，希望有人出來證明他是老革命，不是壞分子。他在老家墻角下反復翻挖都沒有找到掩埋的黨證和手槍等身份證明，他一氣之下將老家的地基（屋臺子）八擔棉花賣給了當時的一位鄰居，異常苦悶地回到嘉魚。七十年代，他獨自一人也回過一次漢川，當他得知張明江因“五師突圍”中被捕，組織關系沒有得到組織承認，李牛娃、胡大望等同村的新四軍失散人員因被國民黨軍俘虜過，和他一樣也背著歷史不清的黑鍋時，他崩潰了。他想找天沔獨立團政委彭懷堂、找其他的新四軍戰友、找組織、找當年掩埋失向的手槍和黨證，以證明自己的清白，可是誰能給他時間，誰能給他這個機會呢？沒有人給。他這次外出，沒有經過生產隊批準，回到家里后，工作組要他老實交代自己“亂說亂動”的“罪行”，聽說這次批斗，他被工作組成員打得痔瘡發了，也不讓休息，還要繼續鞭抽、架飛機、帶高帽游街，家之疼、國之殤。
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和其他的黑五類一樣摘帽平反。中央關于平反冤假錯案的系列文件，沒有在農村傳達。直到1985年初，漢川蘇區有兩名“五師突圍”的新四軍失散人員，尋找證明人時，找到嘉魚新街請他寫證明材料，這時他才知道中共中央有精神給中原突圍中新四軍五師失散人員平反，于是叮囑已經在嘉魚縣馬鞍山區任招聘宣傳干事、團委副書記的次子張志奇向組織上反映他的歷史，要求按中央文件為他落實政策，恢復名譽。
他的次子在向嘉魚的各級黨組織，進行過口頭和書面反映時，才知道中央其實早就有文件，只是地方沒有落實這些文件要求而已。1980年，新四軍五師的老首長張執一、鄭紹文、劉少卿、栗再山、劉子厚、趙辛初、劉放、李人林、顧大椿、黃民偉、魯明健、楊子謙、蔡斯烈等數人，聯名上書黨中央，要求為當年中原突圍時遵照組織指示化裝突圍、投親靠友隱蔽、被俘時拒不承認共產黨員身份的新四軍五師失散官兵平反，1983年中央組織部發布《關于解決1946年中原突圍遺留問題的意見》，幫助數以萬計的新四軍五師失散官兵得到平反，得到養老生活保障，恢復了他們盼望已久的黨籍、軍齡、工齡待遇。張文炎多么希望組織上能夠趁許多幸存的老戰友還健在人世時進行組織調查，為他澄清歷史，認定他的紅軍、新四軍經歷，落實政策。可當時正在撤區建鎮、機構改革，加之嘉魚縣平反冤假錯案專班已經撤銷，沒有專門的辦案人員和經費等原因影響，以致組織上后來無人過問此事。
1985年春，嘉魚縣馬鞍山區委主要領導，根據他的子女申請，要求他們多找一些旁證材料，為區委調查確認，提供線索。1985年12月6日，氣溫驟降，天寒地凍，張文炎突患心肌梗塞離開人世。臨終前，他的唯一心愿就是希望后人，能夠還歷史的本來面貌，以證明他的清白。他的子女根據他生前的口述記錄，于1985年底、1986春年先后到漢川白魚寨、楊林溝、灣潭以及武昌、漢陽、孝感等地收集父親的革命活動資料，老紅軍陳蘭英、劉彪、離休干部李開秀、新四軍戰士李牛娃等都證明了他的革命經歷。白魚鄉政府、頭首村村委會出具正式報告要求嘉魚黨組織為張文炎平反，落實政策、恢復名譽。他的子女也曾多次給彭懷堂、栗棲、顧大椿等在漢川戰斗過的老領導寫信，由于多種原因沒有聯系上他們。省委黨史辦、孝感市委黨史辦主要領導得知情況后，對張文炎同志革命經歷以及張家三紅軍非常重視，要求漢川市黨史部門認真調查、深入挖掘這段紅色歷史。經過漢川市史志研究部門、楊林鎮志辦公室的廣泛的調查，收集大量的歷史資料，通過審理、甄別，復原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楊林蘇區聞名遐邇的紅軍之家，將張氏三紅軍的歷史功績載入史冊。
文：張志奇 男，湖北嘉魚人，籍貫湖北漢川，老紅軍張文炎次子，紅色基因傳承人。1980、02參加工作，1991、07加入中國共產黨。現為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客座教授、管理學博士、全國資深的質量、環境、能源和職業健康安全管理專家、中質協品牌培育專家、國家工信部品牌評價專家、中國現代化管理實施指南系列標準制定工作組組長；《中國現代化綜合管理實施指南》系列叢書主編，中華名師。現出版理論專著、企業管理著作八部，傳統文化類書籍八本，企業現代化管理論文數篇、與中共黨史相關的紅文數篇。